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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财政承担了很大一部份国际政治风险对冲的责任。虽然每年财政政策的基调都是积极有为，但是在这个宏观总基调下，财政工作的执行进度是可以很灵活的。完全有可能半年非常不积极，过半年突然又超预期的积极，但是一个整年的财政工作平均下来依然处于积极的范畴。 这种工作节奏很大一部份是为了应付付太平洋对岸的煽出来的各种幺蛾子。上证从3200-4000这一段行情，本质就是去年四月份对付100％关税释放出来一部分财政开支。到了下班半年川皇的关税战逐渐歇菜，财政支出又逐渐收缩而财政收入快速增加，目的就是为了储备更多的弹药，应付下一轮境外政治经济波动。 境外的政治经济波动，与他们的选举周期密切相关。上一次9.24行情就是发生在红蓝两党权力交替之际，蓝党大势渐去，红党全面翻盘。对岸的现在这种撕裂的政治生态，一旦权力交替就会人亡政息，旧的遏制政策会被继任者全面废除，然后另起炉灶再搞一套。 于是这种政策转换期就成为了我们难得的财政发力窗口。今年的中期选举红党如果两院全面失势，那么川皇就正式成为跛脚政府，对岸的对华政策再次进入另起炉灶的翻台阶段，这段政策调整期间又是我们难得的一次财政发力窗口。